毛泽东说俞平伯著的《红楼梦辨》的“错误思想集中在本册第六、七两节”。划问号的地方，是不是就是作者“错误思想”表现的地方呢？当然这还是可以继续探讨的。毛泽东的批注，也可以说是一家之言。学术研究是允许有不同看法的。红学研究已经形成了新旧红学家的不同观点。所以，对毛泽东的看法自然是可以继续讨论的。

除第六、第七两节外，后面各节，毛泽东也作了不少的圈划。这里，笔者仅向读者介绍如下的两处：第十节“八十回后的《红楼梦》”。第116页，原著作者写有这样一段话：“这个一年前的困难光景，到现在还是依然。宝钗底结局究竟原本是应当如何的，我可以说是无所知。依八十回底大势推测，宝钗似乎终于和宝玉成婚。但后来文情，有无局面突变这类事情发现，实在不能悬想。因为突变是没有线索可寻的，若线索分明，便不成为突变了。我想，如婚事将成，而局面突变，在文章上也是一格；但不知道八十回后有这么一回事吗？”

这一段话，原著上共有5行。就在这段话的上方，毛泽东划了一个大问号，在5行的顶部还画了一粗横线。这段话中的“因为突变是没有线索可寻的，若结索分明，便不成为突变了”一句旁边，毛泽东还划了一条粗粗的波浪线，句尾还划了一个大圈。问号、横线、浪线及圈圈等，都表明毛泽东对作者的说法是不怎么赞成的，至少是有疑问的。

俞平伯著的这本《红楼梦辨》，最后的附录，毛泽东也都看得很细。附录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似乎隐隐说前书（指《记红楼复梦》——笔者注）是'寓意讥人’，是有'违碍忌讳字句’的，虽不明说，却在对面含有这类的意思。这也可谓是妙解。可见《红楼梦》行世以后，便发生许多胡乱的解释，在那妄庸人底心里，不过没有什么'索隐’'释真’这些大作罢了。”

这一段文字，毛泽东读后，每一行都用铅笔划上了道道。这段话原书一共4行，在4行的顶部，还划了一横线，横线上还划了一个大问号。这问号、道道，与前面的意思一样，至少是说明毛泽东对作者的这种说法是不赞同的。《红楼梦辨》这部书，毛泽东批划的地方还有许多，笔者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红楼梦辨》是1923年出版的。1954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工作人员谈话时说，多年来，很多人研究《红楼梦》，并没有真懂。它是讲阶级斗争的。（张仙朋：《为了人民》，《当代》1979年第2期）陈秉忱曾对笔者说过，50年代年，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曾把精装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本一本重新改装过。（去掉精装本硬皮，把原一册分装成3册或4册，加上牛皮纸封面——笔者注）《红楼梦辨》的改装本式样与此也差不多。所以，笔者认为《红楼梦辨》改装本可能也是在那个时候。毛泽东批注的字迹，也像似50年代写的。根据这些情况，毛泽东批读《红楼梦辨》的时间，笔者认为，是否应当在50年后期以前。因为在这以前，毛泽东已经批读过《红楼梦辨》和其他有关的研究、评论《红楼梦》的著作，对《红楼梦》一直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当他看到1954年山东大学《文史哲》月刊第9期和10月10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吻合自己红学观点的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就很有兴趣。并由此于1954年10月16日给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上面已经提到的那封曾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这封信一开始就肯定李、蓝两位青年作者的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后来，毛泽东一直很关注《红楼梦》的研究，有关研究和评论《红楼梦》的书刊，他是很爱看的。这里笔者再介绍两个例子：1962年4月14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发表了吴世昌的一篇题目为《脂砚斋是谁？》的文章。一个星期后，即4月21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又发表了吴世昌的另一篇题目为《曹雪芹生卒年》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均选自吴世昌的《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这篇长文，“东风”副刊选用的是其中的两节。“东风”副刊发表时在文后特意加了一个小注，说明这个情况。吴世昌当时尚在伦敦牛津大学教书。这两篇文章，连同文后的小注，毛泽东看得很仔细，看后说，既然《光明日报》刊用此中两节，一定有其全文，请为他找份全文阅读。经与《光明日报》社的同志联系，真的确有全文。吴世昌的这个全文是刊载在《光明日报》社编印的一份内部材料上，有关人员当即给毛泽东补充一份。（黎丁：《毛主席和<东风>》，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难忘的回忆》，第236—237页）看了节选的文章，还一定要看全文，这说明毛泽东对《红楼梦》研究不是一般的关注。

说到毛泽东对《红楼梦》研究的关注和熟悉，还有一个事例，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那次谈话中，对《红楼梦》研究的发展轮廓，他还作过一段独自的评价。毛泽东是这样说的：《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1页）这段话从《红楼梦》谈到“红学”，谈到新旧红学家，这在当时的红学界，可能还是第一次。这次谈话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对红学研究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之前，已经非常用心地阅读过这些红学家的著作和有关他们的“红学”研究与评论文章。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50年代改名《红楼梦研究》），毛泽东阅读批划的情况笔者在前面已经介绍了。

王昆仑的“红学”研究的著作有《红楼梦人物论》。他的这部人物论，是他解放以前的研究成果，1962年重新修订，在《光明日报》上逐篇连载，显然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兴趣。（《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36页）“何其芳也写了个序”，这个“序”是指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红楼梦》写的一篇长序。从毛泽东上述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显然读过这篇序。何其芳还有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力作：《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出版）。何其芳在本书的序中说：“《论<红楼梦>》是我议论文字以来准备最久、也是写得最长的一篇。从阅读材料到写成论文，约有一年之久。”本书毛泽东看得很细，从序到注释的文字，他看后都留下了许多批划的标志。

吴世昌对《红楼梦》的研究，主要是在版本和作者的考证方面。其代表作是《红楼梦探原》和前面已经提到的《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他是当时刚从英国回国不久的一位红学家。所以，毛泽东把他列入新红学之列。

蔡元培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一名先驱。在《红楼梦》研究方面，代表作有《石头记索隐》。他是“旧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属于“索引派”。所谓“索引派”，就是用小说中的人物去附会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他认为，小说中所描绘的人事必然能在历史上检索出来。他研究的结论是：“金陵十二钗”写的就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都是男的！）。这种研究《红楼梦》的思路毛泽东是否定的，毛泽东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

胡适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是《红楼梦考证》。他的“新红学”观点，毛泽东说“比较对一点”。所谓“比较对一点”，最主要的是“新红学”认定该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划清了考据同附会、猜谜的界限，把《红楼梦》的研究扭转到着重考证作者生平、家世、版本和研究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上来。这样研究《红楼梦》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所以，毛泽东把胡适和俞平伯、王昆仑、何其芳、吴世昌都称为“新红学”的代表。毛泽东读过的“新红学”和“旧红学”代表人物的著作，连同他读过的各种版本的《红楼梦》，现在都还收藏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

毛泽东爱读《红楼梦》，爱读《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和著作。毛泽东对《红楼梦》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成就一直有他自己的看法，特别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读《红楼梦》，来研究《红楼梦》，来评价《红楼梦》，这在我国的“红学”史上可能还都是第一次。毛泽东对新、旧“红学家”都曾给予评价，但是对他们都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是有看法的。所以，他多次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积极提出和阐明自己对《红楼梦》的基本观点。毛泽东把从胡适到何其芳这些红学家，都称为新红学家，但一次也没有谈及他自己。实际上，他自己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红学家。

★毛泽东眼中的《红楼梦》是怎样的一部书？

井冈山斗争时期，在寒冷的冬夜，毛泽东写文章写累了常常放下手中的笔，同贺子珍海阔天空地谈论起来。谈论中，他们之间也会发生一些争议。

有一次，贺子珍说她喜欢读 《三国演义》、《水浒》，不喜欢读《红楼梦》。她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

毛泽东一听，就反驳她说：“你这个评价不公正，《红楼梦》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鬟，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再读一遍。”

他们就这样谈着谈着，不觉东方已经发白，迎来了又一个黎明。

1964年 8 月 18 日在北戴河与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中，毛泽东又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作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1967 年 10 月 12 日同外宾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说：不了解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

把《红楼梦》当历史读，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小说了，它进到了读小说的更深层次，也对读小说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般人的读小说，只注重小说本身的人物、故事等情节的描写。如果把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等内容与一定的社会、历史联系起来，透过小说描写的字里行间看到一定的社会、历史，从历史的视角来读小说，这对读者的要求也就更高了。

毛泽东所说的 “把 《红楼梦》当作历史读”，他的意思就是通过阅读，透过故事，明白事理，把握历史现象及其规律。

1962 年 1 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 17 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

“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的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把曹雪芹和小说中的人物与时代、社会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认为，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也是形成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命运的历史背景，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内涵是一致的。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对封建社会来说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必然要影响到作者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时的思想倾向，使其形成作品主题的内在矛盾。

因此，1964 年 8 月，毛泽东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 《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

在毛泽东看来，封建制度的 “天”是无法补的，曹雪芹主观上想 “补”也是不可能的。

从文学作品的意义上来说，《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的佼佼者。从时代背景思想内容上来说，《红楼梦》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情况。

在延安时，毛泽东一次与身边的同志谈读 《红楼梦》时，他说：还是要看 《红楼梦》啊！那里写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

说到 《红楼梦》第四回中的 “护官符”和这部书中写阶级斗争的事，1973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同一些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说到 《红楼梦》写的 “真事”是政治斗争时，他又很有兴趣地把第四回的 “护官符”背了一遍，引以为证。

对 《红楼梦》第四回中描写四大家族的四句话他记得很熟，和身边的同志谈 《红楼梦》时，他常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在“雨村……细问这门子，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这一段文字旁边，他用铅笔都一一画了圈。

毛泽东读 《红楼梦》很关注第四回这个 “纲”，他与人谈 《红楼梦》时谈得最多的也是这个 “纲”。毛泽东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读 《红楼梦》，来理解 《红楼梦》，这是毛泽东读 《红楼梦》的一个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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